……只是在政治意义上，而不是法学意义上，人民才是宪法的来源。
在这两种代表制之外，中国宪法还保留了人民实践某种直接民主的制度空间，即宪法总纲第二条第3款规定的参与民主制，即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这里的依照法律规定为作为代表制形式的人大系统施加了明确的立法义务，即通过有利于人民参政的立法来保障人民的参政权。陈端洪教授称之为中国宪法的第一根本法，并基于各族无法满足主权叙述单一性的要求，将之修正为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这需要对中国宪法总纲第二条做出合理解释。根据这里的分析与整理，人民主权在中国宪法上的实践形式呈现为一种三分法结构，即双重代表制+非代表制的参与民主制，其中双重代表制是人民主权的主要制度形式，包括真理取向的党的领导代表制（宪法文本依据为序言中的四项基本原则条款和总纲第一条的国体条款）和程序取向的人大民主代表制（宪法文本依据为总纲第二条政体条款之第1、2款），而非代表制的参与民主制是一个巨大的民主制度容器，代表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有义务为这一制度容器的具体化和充实化提供制度与程序。但中国宪法的复杂性在于其建立了二元的合法性论证系统，第二个系统规定在宪法总纲第二条的政体条款之中，其制度化表述是人民代表大会制。根据序言的叙事格式，党的领导权并非来自人民的周期性选举，而是其真理代表资格通过历史竞争与选择而确证为一种正确的民族代表这套书全名是《华夏治理秩序史》，我现在计划写五卷，大概会写到董仲舒的时代。
我们需要对现代各种现象进行思考，从中抽象出一般概念，然后用这个一般性概念考察古代的现象。你想想，这个宪法是一部成文宪法典的宪法？还是不成文的宪法性的法律组成的宪法体系？抑或是包括一些习惯、惯例、匾章、祖训等等的有关中央政府各种行为规则的宪法，还是这部宪法不仅要有现代讲的人权保证的概念，还要有像美国宪法典一样的近现代意义上的宪法？这样一系列的问题出现了，如果一个国家有正常的的统治秩序的话，它的第一部法律就是宪法，不管这部宪法是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根据立法法，公民的基本权利必须由人大以法律来制定。
上世纪80年代是文革的灾难推动政治和经济的改革。其中一些社会阶层(特别是失业的农民工、失地的农民、被掠去祖宗遗下的房地产的市民以及下岗工人等等)在改革开放中被边缘化为经济上政治上受压抑的弱势群体，未能分享改革成果，反而利益受损。但由于经济单轨运行，政治体制改革日益边缘化和越来越滞后，二者构成了尖锐的矛盾冲突。当然，这阶段的后10年在法治建设方面也不无改进，如提出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等口号。
要求国家积极地创设条件，加强社会保障，保障公民的各项民生权利，改善弱势群体的人权状况。因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自由没有法律保障，还叫做社会主义吗？你可以叫做中国法律体系，但要称之为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恐怕还不够格，就像邓小平说我国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一样。
因此，他们实际上已成为改革的阻力。但限制也是为了保障自由，使之更有序地行使这项权利。在事关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宪法基本权利与自由的立法上，犹疑不前，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学术研究、文艺创作与文化活动自由、舆论监督权利、对国家机关及其官员的批评检举控告权利等专项立法拖延不决，不能在立法上有效地调动人民群众参与政治、监督权力、遏制腐败、维护稳定的巨大社会潜力。之所以说有宪法无宪政，一则是鉴于82宪法没有得到切实施行。
……不仅要坚决服从党中央的领导，而且要坚决服从地方党委的领导。不惜将30年来在民主法治和人权观念上拨乱反正和司法改革的成果前功尽弃。3. 借口稳定压倒一切，有的地方司法机关成了贪官污吏和黑社会的家丁打手，他们号称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秩序。所谓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
作为领导党与作为执政党是有区别的。中国从来是被灾难和危机逼上改革的梁山。
要求制定和切实执行保障公民政治权利和自由的立法。2003 年的孙志刚事件就非常有代表性，这个被侵权个案经媒体和互联网揭露和传播，北京的几个博士上书全国人大，在强大的社会舆论的压力(亦即社会权力)督促下，国务院取消了侵犯人权的收容审查条例，改为社会救助条例。
(一)法治观念和制度上有所后退1.有些政法界、理论界的头面人物公然批判人权、民主、法治的普世价值。第41条还确认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建议和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至今越发显出具有的现实针对性。到了今天，中国已经形成了强大的特殊利益集团和官僚权贵特权阶层，有的地方甚至有形成网络的贪官污吏群体，有些还与黑社会勾结，成为反动的力量。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化，宪法也相应通过了四次修正案，其中最重要的是确认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否则宪法上罗列的种种权利就会成为乌托邦条款。迄今只有国务院或其部委自行制定的法规、规章，如社团管理条例，出版印刷条例以及有关互联网的一些规定之类。
由公民的私权利(土地权、财产权、人身安全权、就业权、知识产权、名誉权等以及宗教信仰权等)，发展为公民的公权利——政治权利(如选举权、知情权、监督权、表达权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确立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和扩大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原则。
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方面，扩大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织和权力，过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只有权解释法律和制定法令，此后可解释宪法和制定法律。广东省委工作组对乌坎事件的处理超越了动辄使用治安机器进行压制的方式，为今后中国解决群体性事件做了有益的探索。
去年全国人大宣布我国已经形成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82宪法在第37、38、39、41条关于人身自由、公民住宅不受侵犯、特别是人格尊严不受侵犯，都是针对文革时期恣意侵犯人权、破坏宪法和法治的教训而确认的。
这是执政党的合宪性基础。更高的维权层面还在于，基于人权入宪规定国家成为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义务主体，保障人权不仅是国家权力的道义基础，而且成为所有国家机关和政府官员必须履行的强制性宪法义务。人民群众也是通情达理的，只要官方不是采取漠视或打压的态度，能妥善回应，在事前和事中通过理性的协商调解，改变错失，调整政策，或惩处责任人，不仅能化解矛盾，平息事态，也能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推促政府改革。本来，国家权力是由公民赋予的，人权和公民权利是高于政府权力的，尊重和保障人权和公民权利是宪法的最高原则。
他坐牢的时候就一直反思这是为什么？终于恍然大悟：这是党过去轻视法制、破坏法制所受的惩罚。这才是关系他们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他们自发地强烈地要求实现公平正义的政治改革和法治改革。今后国家机关对保障人权不作为，就是失职。
三、今后法治建设的展望(一)法治建设的目标：由依法治国上升到依宪治国，建设宪政国家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讨论的是实行人治还是法治的问题，现在应当由只讲专政到实行宪政的问题。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
但由于在实践中缺少切实政改的支持，口号多于行动，许诺多于兑现。3.有的政法干部大讲司法政治化，强调政治是大道，司法是小技，小技要服从大道，服从大局，而不强调服从法律。严禁诬告陷害干部和群众(犯此罪的要参照所诬陷的罪行的性质、情节、后果和量刑标准来处刑，这就是采取中国古代反坐的原则)。回复到 1958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向中央报送的《关于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中提出的：人民法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成为党的驯服工具。
也要看到，82宪法的制定还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存在诸多缺陷。一、1982宪法的成就与不足今年是我国1982年宪法颁布30周年。
这是民间维权力量推动人权保障的标志性事件。更有人指出，乌坎事件的成功解决将成为未来中国社会管理改革的一个样本，中国的地方政府如果都能像广东省委那样，对弱势群体表现出这样的同情与开放精神，中国的法治就有希望了。
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占有土地利益分配的20%—30%，开发商占40%—50%，而农民作为土地使用权的主体，仅占5%—10%。大都是管理、限制公民的这些自由的，而不是以保障自由为主旨的。